珍奧斯汀小說中的歷史
‧歷史月刊 2008/02/08

【文/楊志開(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表面看來,英國財富分配極患不均,下階層民眾極少向上提升的可能(雖然機會已比其他
歐洲國家大很多),但竟能免於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悲劇,顯見其典章制度與歐陸諸國大異
其趣。正如共產主義宣言起於英國,但糟殃的是其他國家,英國自有一套應付「轉型」社
會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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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你自己的理解力,你對可能性的感覺,以及對周遭的觀察,難道我們所受的教育為這樣的罪行預作了準備?還是在我們這樣的國家,當社會及文學的交流達到如此程度,每個人都被眼睜睜看著你的鄰人包圍,而道路交通及報紙將一切攤開之下,這種罪行還是有可能發生而不為人知?」聽起來似乎是二十世紀末或二十一世紀初某個由威權轉型成民主的國家的百花齊放之一?其實這是珍奧斯汀《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一書中亨利提爾尼(Henry Tilney)的一番辯解,因其女友凱瑟琳摩蘭(Catherine Morland)受到驚悚小說的影響,懷疑其冷酷的父親提爾尼將軍涉嫌亨利母親之死。故事的歷史背景在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英王喬治三世統治後期及攝政時期(Regency Period)。

了解英國社會的窗口

說到歷史,書中的凱瑟琳自有其見解,她所讀的「一點點」歷史「無不令人生氣厭煩,每一頁都是教宗與國王間的爭執,戰爭與瘟疫,男人沒一個好東西,女人則幾乎從來不提,真是煩死人了。我常覺得奇怪的是,這裡面一大堆東西一定是捏造的,竟然還如此沉悶。那些硬被塞進英雄嘴裡的演說,他們的思想及計畫,大部分是捏造的,而捏造的東西在其它書中正是樂趣所在」。古今中外歷史教育的失敗又添一例。

歷史教本既不足恃,奧斯汀的筆下風情倒提供一個深入了解英國社會的窗口。「每個人都有一個價錢」,而這價錢還很具體,這是奧斯汀小說令某些「文以載道」的批評家非難之處。於是讀者在《傲慢與偏見》一開頭就從貝尼特(Bennet)太太口中得知賓利先生年收入四或五千英鎊,至於達西,在第一場舞會現身「未及五分鐘」,年收入一萬鎊的報導也已「遍傳全場」。與此對照的是女主角伊莉莎白的么妹在故事結尾代夫乞援,期待一年三或四百鎊收入的職位,以及《理性與感性》中愛德華(Edward Ferrars)慘遭廢嫡,布蘭登(Brandon)上校雖慨贈其莊園牧師一職,但因年收僅兩百鎊,恐不足以維持婚後開銷。這類的數字看似庸俗,但後人卻得以設身體會當時的社會結構與政經體系,了解中上階層致富的主要途徑仍是繼承與婚姻,以及倚靠兩者所編織起的人際關係。坐擁大片土地的士紳階級(gentry)不但從農業獲得豐厚的收益,也是動見觀瞻的意見與時尚領袖,而他們彼此間的互通聲氣,連同傳統的貴族階級,共同塑造當代的政治風貌。

僅管一般人認為英國人以商立國,連拿破崙都輕蔑地稱其為一群「掌櫃的」(shopkeeper)所組成的國家,但至少在奧斯汀的時代初期,來自土地的財富仍被視為第一等,商人階級多少受人輕視。在《傲慢與偏見》中,貝尼特太太因不是士紳家庭出身,其弟於倫敦經商,連帶五個女兒的家世受到質疑。達西的姨媽德波夫人(Lady Catherine de Bourgh)甚至以達西的莊園將蒙受來自都市的「汙染」為由,反對其與伊莉莎白的婚姻。即使秉性善良的愛瑪伍德毫斯(Emma Woodhouse)小姐(世家出身,身價三萬鎊),在《愛瑪》一書中也不免流露對新富家族柯爾(Cole)的不耐,對艾爾頓(Elton)牧師的「越級」追求,更是充滿「哪根蔥、哪顆蒜」的鄙夷。

當時英國最大的莊園廣達5500平方公里(但大部是蘇格蘭的沼澤地),即使是「入門級」者也至少有400公頃,最富者年收入可達五萬鎊,其中自有不少是世襲貴族(公侯伯子男)。奧斯汀因出身所限(其父為牧師),著作中對這些貴族幾無著墨,真提到了,如《勸導》(Persuasion)一書中的達琳波子爵夫人(Viscountess Dalrymple),也沒什麼好評。因此奧斯汀所描寫的主要還是她所熟悉的社會階層,其中地位最高(但未必最富)者為「從男爵」(baronet),這是詹姆士一世為鬻爵以自肥所獨創的世襲爵位,《勸導》中的艾略特爵士(Sir Walter Elliot)與《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的柏爾川爵士(Sir Thomas Bertram)皆屬之。其下則為榮銜止其身的「騎士」(Knight),如《傲慢與偏見》中虛有其表的路克斯(Sir William Lucas)。再其下則為無頭銜的地主士紳,他們有些來自古老的世家,如達西,有些人則因偶然繼承或從事其它行業致富,而臻「上流」。

然而即使是這些富裕家族的成員,也只有長子得以繼承產業的主體。次子以下或女兒,若無家長預先給予充分的財務安排,只有另謀出路,或藉關係進入專門職業,或寄望婚姻,以維持其士紳的地位。此外,當時的社會階層也並並非無法流動,中下階層的民眾亦有可能(主要還是靠關係)獲青睞而成為專業人士,因此奧斯汀筆下的許多人物,如牧師、律師、陸海軍官,以及他們對門第、金錢、感情的焦慮與渴望,栩栩如生地反應社會現實。

表面看來,英國財富分配極患不均,下階層民眾極少向上提升的可能(雖然機會已比其他歐洲國家大很多),但竟能免於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悲劇,顯見其典章制度與歐陸諸國大異其趣。正如共產主義宣言起於英國,但糟殃的是其他國家,英國自有一套應付「轉型」社會的本能。其實健康的社會永遠是處於轉型的狀態,停滯不前才是病態,英國貴族早在十三世紀就認清絕對君權之弊,而迫使約翰王簽下大憲章,再經歷無數的內戰與動亂,終使國會成為與國王一樣不可或缺的體制。當臣民可以透過國會制定的法律保障其人身自由與財產時,自不太擔心王位誰屬的問題,不上道的國王(如詹姆士二世)也可換掉,甚而迎立「外來政權」,如漢諾威皇室(The House of Hanover),也無所謂。喬治一世連英文都不會講,英國人並不因他「吃英國麥,不會講英國話」而覺有何不妥。事實上,約翰王之兄獅心王理察於英文也是一竅不通,民間聲望卻遠非約翰(電影中永遠是無能的大反派)可比。

社會各階層的平衡

與歐陸許多冥頑不靈的君主與貴族相較,英國統治階級展現相當的務實與彈性,知道何者才真正符合其長遠的利益。元首是國家團結的象徵,不該是分裂的根源,喬治三世對政黨固有個人好惡,卻實質上從未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深知一意孤行的嚴重後果。當時英國人具投票權者八不及一,比起獨立後的美國白人男性一人一票,自是瞠乎其後,但是依法治國的慣例卻使各種改革風潮得以持續下去,而且大都獲得實現。當時的法律以現代的標準衡量只能以嚴苛形容,奧斯汀的姨媽曾因遭誣陷竊取價值僅一先令的花邊而受審,如被判有罪,勢將發配澳洲殖民地,幸虧法庭還她清白。然而法律適用的對象不僅是平民,1760年,菲勒斯勳爵(Lord Ferrers)因殺了僕人而被判死刑,這在革命前的法國是難以想像的事。奴隸貿易在海外殖民地大行其道,但一名於1772年被帶到英國本土的黑奴卻被釋放了,因法律不容許此種奴役狀態的存在。公平的法律制度相當程度地維繫社會各階層的平衡。

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亦相當正面,國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牧師率皆牛津劍橋出身,自非裝神弄鬼的無知神棍,所主持的婚喪禮儀也相當簡單,更無迎神賽會勞民傷財的情事。頭等大事是每週的講道,其內容與技巧則因人而異,精益求精者如《曼斯菲德莊園》中的艾德蒙(Edmund Bertram),閱讀廣泛且辯才無礙。至於《傲慢與偏見》中不讀「閒書」的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則乏善可陳。

即便主教同意加持,準牧師們也只是領到一紙證書而已,如何取得正式職位是另外一回事。依慣例,於地主領地興建的教堂,地主得推薦其專職牧師,而牧師的收入則取自教區的稅收。教區不僅有「肥瘦」之分,其職亦可公開交易,不難想像奧斯汀的時代為何稱牧師職位為「生計」。地主或「公開招標」,或以此為其幼子的營生之道,或用以禮遇其賞識之人。難怪受到德波夫人提拔的柯林斯,會不時將吹捧她的詞章排列組合,以備派上用場。有辦法的牧師身兼數個教區,平日則不見蹤影,引起許多批評,柏爾川爵士對這些「空降部隊」就相當不以為然。而找不到專任的,只能屈就艾略特爵士嘲諷為「沒飯吃」的「助理牧師」,為專任牧師任勞任怨,期待有朝一日扶正。

隨著奧斯汀的年歲漸長,牧師的光環在許多中上階級人士眼中亦逐漸褪色。《曼斯菲德莊園》中的克勞馥(Mary Crawford)小姐就對仰慕她的艾德蒙選擇聖職不以為然,勸他學習法律。隨著產業革命的萌芽,海外殖民與投資盛行,複雜的契約、訴訟、遺囑,都需法律專業人士的服務,《愛瑪》中大地主奈特利(Knightley)先生的弟弟,就是一位成功的律師。《理性與感性》中愛德華的母親也對他缺乏青雲之志感到憂心,在她看來,加入陸、海軍及從政,才能光宗耀祖。

保衛英國

面對拿破崙入侵的威脅,英國自然致力於「制海、反登陸」,以及「決戰境外」的戰略(拿破崙曾異想天開擬以熱氣球搭載法軍飛渡英吉利海峽,果真如此,英軍防禦自須再加上「制空」及「反空降」兩道),陸軍在任一項所能扛起的責任都相當有限。大體而言,英國紳士並非高唱從軍樂的族群,即使前方吃緊,達西仍雇用「兩、三個法國廚師」(貝尼特太太的合理推測),國會則從有史以來對開徵軍費很少給過好臉色。負起「反登陸」重任的是以志願兵組成的民團,一年僅訓練28 天,戰力可想而知。至於其軍官,似乎對參加飲宴、舞會等社交活動,比精實戰力訓練有興趣地多。

《愛瑪》一書中的威斯頓(Weston)先生,早年就因擔任民團軍官而得以結識並進而娶走富家女。《傲慢與偏見》中的威肯(George Wickham)也作此打算,終因債臺高築與伊莉莎白的么妹狼狽私奔,還有賴其死對頭達西為其善後,包括為他「購得」正規陸軍軍官的職位在內。

正規陸軍的規模一向不大,即使在拿破崙戰事的高潮,也不過30萬人,戰事稍稍平息,往往裁到不足10萬。軍官固然大抵出身良好,充員兵的素質只能以悽慘兩字形容,威靈頓公爵就曾大罵他麾下的士兵是「世間的人渣」。這支人力物力均極有限的武力,在殖民地對付沒有槍砲的土著或爭奪地盤也許還沒什麼問題,但沒有人認為可以拿來獨力對抗拿破崙的百戰雄師,因此戰爭的重擔十之八九落在海軍肩上。

在《理性與感性》中愛琳娜(Elinor Dashwood)與瑪麗安(Marianne)的母親勸愛德華從事專門職業,會比較快樂一點。愛德華答稱他一直喜歡當牧師,可是家人覺得不夠「炫」,推薦陸軍,可是陸軍對他來說實在太炫了,他對法律也沒興趣,至於海軍,在他想到這個選擇時,就已經超齡了。不像陸軍,皇家海軍軍官的職位是不能用錢買的,畢竟,一艘戰艦的投資如此巨大,航海術也不是一年半載可以養成,只有夠年輕的人才能從頭學起。奧斯汀六個兄弟中就有兩個12歲進海軍官校,15歲上船,最終升到將軍(admiral),因此奧斯汀本人對海軍圈子並不陌生。

在《勸導》中羅素夫人(Lady Russell)勸阻安(Anne Elliot)接受孑然一身的溫渥斯(Wentworth)上校的追求,可是溫渥斯卻自信滿滿,因他即將指揮一艘戰艦,也就等於即將「發財」。戰時凡擄獲敵船一艘,艦長獨得其價值的四分之一,其餘軍官依階級由上而下遞減,連普通水手及艦上的陸戰隊士兵也可共享四分之一。溫渥斯上校不是以戰績輝煌形容他的第二艘戰艦「勒空你亞」(Laconia)號,而是「賺錢超快速」。當艾略特爵士終於首肯他與安的婚姻時,他的身價已是兩萬五千鎊。在真實生活中,奧斯汀的兄弟法蘭克(Frank)因聖多明哥一役所得而得以結婚,查爾斯(Charles)則將他第一次獲得的獎金購買寶玉十字架送給兩個姊姊,此一幕在《曼斯菲德莊園》中,則轉換成芬妮(Fanny Price)的哥哥威廉送她購自西西里的琥珀十字架。

英國既無力也無須在陸地上與大陸強國一較短長,遂專心發展海軍,而「官兵分紅制」則大大提高了皇家海軍的戰鬥效率,降低其「本益比」。試舉1805年(也就是納爾遜在特拉法加〔Trafalgar〕大破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之年)的一張真實招兵海報為例,海報一開頭喊一聲「天佑吾王」,就馬上進入正題,「朋友們,裝載著金銀財寶的西班牙大船……正準備駛往歐洲,它們停在維羅港(Portovelo)只有幾天,這樣的機會不會再有」,接著是斗大的字體,「飛快的佩樂思(Pallas)號,(裝備)36門砲,停在普里茅斯(Plymouth)」,底下兩行小字說明「是新銳的巡防艦,為此量身打造,準備好要出征,只待更多的好手加入」,再往下又是大字體亮出艦長名號,「艦長卡克倫勳爵(Lord Cochrane)」,底下括弧內較小字體,「並沒有如報導所說的在阿拉伯(海域)淹死」,接著勸「你越早上船越好……」。倒楣的西班牙寶船果然在亞速群島(Azores)附近被攔了四艘,「飛快的佩樂思」也從此以「金光閃閃的佩樂思」聞名。

強大的海軍不只讓拿破崙對英國本土無可奈何,也保障擴張不止的海外貿易,其中包括產自中國而風靡全英的茶葉。但在奧斯汀的時代,並沒有今天所謂的「下午茶」或「高茶」(high tea)的存在,飲茶的時機僅在早餐及晚餐。當時甚至沒有現在一般人認知的午餐,由於早餐的時間較現代晚,遂以各式冷食當作晚餐前的營養補充。在達西的家中,賓客吃到的是冷肉、糕點、及時鮮水果,在安的妹妹家中,則只見後者吃點冷肉。晚餐是一天中的大事,豪門宴客常不只一桌菜,而有第二桌,最後另有一桌甜點。女主人接著在適當時機起身,帶領其他女眷及女賓退到客廳,留下男士們繼續飲酒交談。約一小時後男士們也回到客廳,此時才是飲茶(有時也兼飲咖啡)的開始。由於奧斯汀無從想像男士們私下談話的內容,因此在她書中無女性在場的交談絕無僅有。

馬戛爾尼與中國

據統計,英國在1785年從中國進口價值1500萬英鎊的茶葉,英國海關課以百分之百的關稅,因此茶葉貿易已成其財經體系一個重要的因素。家庭中,昂貴的茶葉由女主人上鎖保管,僕人也碰不得。但十幾年前在北美殖民地,茶葉稅卻成為獨立戰爭的導火線,最後造成同一民族在北大西洋兩岸「一邊一國」,可是始料未及。而當東印度公司蒐羅不到足夠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茶葉時,乃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將之推銷到吸食者日增的中國以平衡貿易,而終導致英國歷史上最不名譽、最荒唐的鴉片戰爭。很難想像今天人手一杯的單純飲料曾在歷史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英國在北美以及下兩個世紀在愛爾蘭政策的失敗,背後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利重於義。這種死要錢的心態在《曼斯菲德莊園》與《勸導》中可看出端倪,柏爾川爵士的收入可能有一大半來自西印度群島中安提瓜(Antigua)的農場,這種農場完全倚賴黑奴的勞力,當芬妮不識相地談到這個話題時,全場一片死寂,顯然這跟販賣鴉片一樣,只能做不能說。而被當成「金雞母」的海軍,在拿破崙垮台後,則主動或被動地當起維護英國商業利益的工具,一直到帝國主義成為明日黃花。事實上,成功的政策豈恃武力,伊莉莎白一世最大的成就不是趕走無敵艦隊,而是以大事小,安排蘇格蘭的詹姆士六世繼位成為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不費一兵一彈完成大不列顛的統一。蘇格蘭就此被套牢至今,主張獨立的人士一直想不出震撼人心的理由。

在《曼斯菲德莊園》中艾德蒙進入芬妮的房間,探詢她對他與克勞馥小姐演對手戲的「意見」,要離去時邊翻桌上的一本書邊說:「我不再打擾妳了……我想妳正要出遊中國,馬戛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進展如何?……」比起約40年後,林則徐欽差廣東,恓恓惶惶到處蒐集「夷情」,英國讀者幸運多了,安坐家中就能閱讀馬戛爾尼(今人多音譯麥卡尼,如披頭四成員之一)大爆其中國行的內幕。身為喬治三世的特派全權大使,馬戛爾尼到了中國卻被改成「貢使」,所帶600件「貢品」需90部馬車,40部手推車,共兩百匹馬及三千名「苦力」來運載,其中包括自鳴鐘、樂器、地球儀、望遠鏡、精美馬車、船舶模型、新式槍械火砲等物,王公大臣卻都無動於衷。一擦即燃的火柴倒令他們嘖嘖稱奇,還有另人意外的是,威基伍德(Wedgwood)瓷器竟也得到「滿大人」們的讚賞。使節團還帶來一個熱氣球及其駕駛,滿朝文武竟無一人提議讓它升上去,那些軍機大臣、將軍、提督,竟連登高望遠的好奇心都沒有。

馬戛爾尼一行經過一番禮節的折衝,終於在熱河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或1793年9月14日,奧斯汀18歲之年),所請求的加開通商港口及派遣大使駐京等無一獲准,最後只得空手離開,倒是見識了不少中國的內幕。馬戛爾尼之行的失敗不代表乾隆鎖國政策的成功,此後中西交通的不幸歷史自是盡人皆知。乾隆的關起門來當皇帝,是世界上任何獨裁專制政體,面臨一個強勢的開放社會時的本能反應。開放社會的百無禁忌勢將激烈衝擊封閉政體的統治基礎,這個基礎雖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出現,可以是君權神聖,父權神話,宗教教條,獨尊的主義,專政的政黨,或族群間矛盾,但承受不起自由的交流與比較則無二致。在乾隆「盛世」,必須屢興文字獄,查禁銷毀書籍來鞏固其政權,今天許多國家則封鎖網際網路以阻絕不利的資訊。已經距奧斯汀的時代兩百年了,「將一切攤開」的新聞事業,似乎仍是世上許多國家遙不可及的夢想。

奧斯汀的小說出版迄今,持續受到讀者的歡迎與討論,電影、電視等新媒體的興起更使她的作品家喻戶曉。以最受歡迎的《傲慢與偏見》為例,除了兩部電影,英國廣播公司已五度將它搬上螢幕。最近的(1995年)一齣,風行至今不衰,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幕讓《新聞週刊》評論道:「在他身著溼答答的襯衫(因剛從池塘游泳上岸,此原書所無)大步走下翩柏麗(Pemberley,達西的莊園)修整的草坪(因而與伊莉莎白尷尬重逢)以前,柯林佛斯(Colin Firth,飾演達西)在英國境外尚無藉藉名,現在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會讓從斯德哥爾摩到雪梨的家庭主婦長太息。」有些評論家認為奧斯汀作品的受歡迎,是因為讀者厭倦了現代人(特別是政治人物)的粗鄙不文,對曩昔社會的溫文優雅有一新耳目之感。沒有色情暴力,不走偏鋒,也不用特效,奧斯汀在去世近兩百年後似乎風頭愈健,這大概是對一個作家的最佳禮讚。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41期】

 

附帶一篇

珍.奧斯汀的年代──歷史就在我們身旁

講的是珍奧斯汀所處攝政時期流行的新古典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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